昭陵是唐代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陵墓。昭陵博物馆内，除李勃墓外，包括两个碑石陈列室和出土文物、雕刻绘画展厅。除展出近年来发掘出土的十多座陪葬墓中文物外，主要陈列昭陵范围出土的各式唐代碎石与墓志铭。因为这些碎石独有的巨大书法艺术价值，这座博物馆又被人称为“昭陵碑林”。     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位于咸阳城西北40公里处礼泉县烟霞乡九山上。

     唐太宗李世民（597～649）墓。陵园面积2万公顷，周长60公里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、陪葬墓最多的一座，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 墓。有陪葬墓180余座，主要有长孙无忌、程咬金、魏征、温彦博、段志玄、高士廉、房玄龄、孔颖达、李靖、尉迟敬德、长乐公主、韦贵妃等墓，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15人之墓。 昭陵依九嵕山峰，凿山建陵，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。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，“请因山而葬，不需起坟”。（《旧唐书》卷五）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。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原因，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，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：“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何必物在陵中，乃为己有。今因九嵕山为陵，不藏金玉、人马、器皿，用土木形具而已，庶几好盗息心，存没无累。”这里所说因山为陵，不藏金玉，与其说是为了俭薄，不如说是为了“好盗息心”更恰当些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：“自古及今，……未有不掘之墓。”因此，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，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和防盗掘而已。

 　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、美术家阎立德、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。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座西向东，也不是南北朝时期“潜葬”之制，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。长安由宫城、皇城和外廓城组成。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，是皇帝起居的地方，皇城在宫城之南，为百官衙署(即政治机构)，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，是居民区。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，相当于长安的宫城，可比拟皇宫内宫。在地下是玄宫，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，城四周有四垣，四面各有一门。据史书记载，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，穿凿而成。初建时驾设栈道，栈道长400米，即230步，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，而栈道并未拆除，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，供宫人居住，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，待太宗葬毕，方拆除栈道，使陵与外界隔绝。玄宫深75丈，石门五道，中间为正寝，是停放棺椁的地方，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。床上放着许多石函，里面装着殉葬品。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，用三干块大石砌成，每块石头有二吨重，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。据《旧五代史．温韬传》载，“宫室制度闳丽，不异人间”，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，苍松翠柏，巨槐长杨。杜甫在《重经昭陵》诗中说：“灵寝盘空曲，熊罴守翠微。再窥松柏路，还见五云飞。”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，是内城正门朱雀门，朱雀门之内有献殿，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，与门阙距离很近，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，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，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。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，经复原后高1.5米，宽0.6米，长11米，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，献殿的屋脊，其高应在10米以上，应该是重檐九间，才能合于比例。门阙之间约5米，恰在献殿正中。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；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，又是多么宏伟。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，是横向的一条深沟，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，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。九嵕山属石灰岩质，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，山洪冲刷，不仅山陵建筑无存，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。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：山势外形逞马鞍形（当地俗称笔架山），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，呈簸箕形状；山腰残存有窑洞、窟窿等痕迹，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。根据文献记载，昭陵建筑时，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，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；墓室内设东西两厢，列置许多石函，内装随葬品。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“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，宏丽不异人间”。这都可想象这个“山下宫殿” 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。

 　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,建有房舍和游殿等。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，往来不便，又“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，悬绝百仍，绕山二百三十步，始达元宫门”。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，通达地宫的道路。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，必须左右回绕旋转，这从杜甫所写的《重经昭陵》“陵寝盘空曲”诗句中得到证明。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，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。昭陵四周当时建筑，根据宋敏求《长安志图》记载：“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，四周回绕墙垣，四隅建立楼阁，北为玄武门，南为朱雀门，周围12里”。

 　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，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，设置有祭坛，紧依九嵕山北麓，南高北低，以五层台阶地组成，愈往北伸张愈宽，平而略呈梯形，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，东西庑房，阙楼及门庭，中间龙尾道通寝殿，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。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：突厥的颉利、 突利二可汗，阿史那社尔、李思摩、吐蕃松赞干布，高昌、焉耆、于阗诸王，薛延陀、吐谷浑的首领，新罗王金德真，林邑王范头黎，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。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，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、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。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，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，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。前人曾说这些石像，“高逾常形，皆深眼大鼻，弓刀杂佩，壮哉，异观矣!”从发现的残体来看，石像高不过六尺，连座约9尺许，并未超过常形，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，有满头卷发者，有辫发缠于头者，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，有戴兜鍪者，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。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，其余则不能确知。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。

 　在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，驰名中外，曾有诗云：“秦王铁骑取天下，六骏功高画亦优。”这是李世民自己选定的题材。他在隋亡以后，为统一割据的局面，巩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权，南征北战，驰骋疆场，他骑过的六匹马，联系他的战叻。据说当时担任营山陵使、工部尚书、著名工艺家、美术家阎立德起图样，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的。这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，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，并使高肉突起，称之浮雕，也叫“高肉雕”。每边三具，皆背靠后檐墙而立。据记载，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太宗自撰的马赞诗，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，这些今俱不可见，原诗收入《全唐文》中。六骏的名为“特勒骠”、“青骓”、“什伐赤”、“飒露紫”、“拳毛马呙”、“白蹄乌”。现存西安市博物馆，其中“飒露紫”、“拳毛马呙”二骏，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。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，各高2．5米，横宽3米，皆为青石浮雕，姿态神情各异，线条简洁有力，威武雄壮，造型栩栩如生，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。在“飒露紫”中表现了唐太宗在与王世充作战时为流矢所中，丘行恭进前为他拔箭那种亲切形象。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、造型及题材上，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，也不用祥瑞、辟邪之意，独具一格，所有石刻都是写实，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。 　　昭陵的寝宫，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，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，后因供水困难，移到山下，称“陵下宫”，在山陵的西南脚下，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，后因山火焚毁，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，距陵18里。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，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。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，不但是皇帝谒陵、公卿巡陵必到之处，也是春秋祭、朔望祭、节日祭、日进食、朝夕祭之处，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。  

    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，其规模不可知。

 　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， 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，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。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，唐代从献陵开始。起初只限于赐葬，随后允许申请陪葬，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。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：陪葬者或享受国葬，丧葬所需概由官府；或官为立碑；或赠米粟布帛；或赐衣物；或给羽葆鼓吹等。还有预赐茔地，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。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，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、积石山；李绩(徐懋功)墓起冢象阴山、铁山、乌德犍山(即郁都斤山)；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；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。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：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；李勋碑为高宗撰书，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。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，温颜博墓前的石人，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、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，皆为当时艺术精品。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，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“三梁进德冠”，花饰俊美，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，赐予最有功之臣，李勋得了一顶。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，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、石羊、石虎、石望柱、石碑之属，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。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‘义深舟楫”的关系。有“荣辱与共，生死不忘”之意。唐太宗能与功臣“相依为命”，既不滥杀功臣，且妥善安置，使能保持晚节，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，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。

 　昭陵地面建筑虽被毁坏了，又屡遭战乱的破坏，但陵园遍布着丰富的古迹和文物，还藏有大量的古代美术工艺品及其他文物，有待发现。昭陵博物馆里展示了许多墓碑和墓志，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的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的史料，为我们展示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度水平。